思想启蒙 永远在路上

◎叶君远

前不久，作家施亮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一部书稿《明清时代的早期启蒙思潮》，说想请我帮忙看看，提提意见。当我拿到像砖头一样沉甸甸的打印稿，并细细阅读之后，着实吃了一惊。这是一部五十万字左右的专门性的学术著作，是对明清时代早期启蒙思潮的一次系统梳理。由形象思维转到理论思维，由单篇散文和历史随笔转为结构宏大的思想史专著，施亮兄的这一次“跨界”出人意料，但又出手不凡，做得游刃有余。书中旁征博引，辨析精当，脉络清晰，文笔一如既往地灵动流畅，让人叹服。

(相关资料图)

读罢书稿，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几百年前的启蒙思想家精神与人格的力量。随着作者娓娓道来，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坚定沉毅、挑战黑暗的身姿，听到了他们“破块启蒙”、振聋发聩的呐喊。那个时代腐朽势力的衮衮诸公早已化为粪土，被人唾弃，而这些具有卓识的思想家却将永远被后人景仰与怀思。

早期启蒙思潮的三个阶段和两个浪峰

早期启蒙思潮发生于明朝嘉靖到清朝道光年间，也就是从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将近三百年。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则相对集中地出现在晚明、清初和晚清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衰世和乱世之中。在这样的时代，统治者被重重社会危机包围，腾不出手对意识形态领域实施严密的控制。于是，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启蒙思潮得以破空而出，留下了巨大而持久的历史回响。

本书作者认为，早期启蒙思潮经历过“自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两个浪峰。

“自由精神”浪峰出现在晚明阶段。彼时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丧失了自主更新的机制，吏治窳败，民生凋敝，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程朱理学更加僵化，散发着酸腐的气息。统治大厦已经不像盛世那样完整坚固，而是千疮百孔。于是商品经济在原经济体系的罅漏中不断滋长，城镇工商业趋向繁荣，使得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机制发生了变化。市民阶层壮大，自主意识增强，新的思想观念萌发，再加上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全新的自然知识和宗教思想、哲学理念，犹如从令人窒息的黑屋子的裂隙中透进来一股清凉之风，使得士大夫阶层中一部分精英人物的文化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背离正统、悖逆纲常礼教的学说兴起，反映市民生活与感情的文艺作品涌现，追求异调新声的风气流行。作者认为，在这种背景之下，早期启蒙思潮的出现可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州学派与李贽的个性解放主张，以及徐光启等“由儒入耶”一派人物的中西文化会通的理念与践行。这股“自由精神”浪峰，推动了反传统、反权威、反专制的思想解放潮流，冲击了摇摇欲坠的明朝专制统治。

及至清初，则出现了“理性批判精神”浪峰。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及“颜李学派”中人。他们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变，有人还亲历兵燹与逃亡，目睹了清兵烧杀淫掠、百姓涂炭的悲惨景象。痛定之后，他们开始思考导致“社稷沦亡，天下陆沉”的深层历史原因，以一种理性批判的精神，揭示君主专制制度的荒谬与罪恶，揭露统治者蒙蔽百姓的种种说教与手法，对于维护黑暗统治、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的批判尤其入木三分。在批判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包含早期民主意识的社会政治理想与经济改革主张。其思考深入到哲学层面，提出了经学致用的实学思想，阐明了新的理气观、道器观、义利观，以及进化的自然史观、人类史观，等等。其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到了晚清，“自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在龚自珍、魏源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展，而他们的文化视野较之先贤更加开放与开阔，批判的武库里增加了今文经学外衣包裹下的新的思想武器。龚自珍对衰世社会病状的描述和非下改革猛药无法起死回生的诊断，以及开出的疗治的药方；魏源的《海国图志》明确提出的“师夷”思想等，均石破天惊，发蒙启蔽，成为中国近代改革变法思想运动的先声。

我们远未完成思想启蒙

对明清时代早期启蒙思潮做出如上的脉络清晰而又重点突出的专门化的系统梳理，可以说是这部书稿最显著的特色。

就是到了今天，那些启蒙思想家激扬有力的言论仍然虎虎有生气，其思想中的精华仍然不乏启发民智的巨大价值。作者在书稿中批判了某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俗世化”已经完成，所以无须启蒙的论点，他说：“思想启蒙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解除那种‘使人不成为人’的古代专制文化桎梏，将被歪曲被异化的传统人文思想重新改造与更新。它所面对的最大敌人是古代文化专制主义，而当时中国社会里的古代文化专制主义就是由儒家中最保守最顽固的程朱理学和王权专制主义结合而形成的。”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中国思想启蒙最主要的是针对传统的专制主义，也同意他对中国“未完成思想启蒙”的基本判断。

从哲学延展到文学从古代观照现实

这部书稿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并非单一地阐述哲学思想，而是结合论述了与“自由精神”阶段和“理性批判精神”阶段紧密相连的晚明市民文学运动和清代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作者引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说，他对感情过程比对理智过程更感兴趣，对无意识的灵魂生活比对有意识的内心生活更感兴趣。因为，在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文学艺术作品要比哲学著作更能认识人的深邃特性。

晚明市民文学中的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及市民小说《金瓶梅》等，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抨击与揭露，是对束缚人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也体现了市民阶层的新价值观、“新义利观”，具有追求自由与个性的美好理想。它们是以泰州学派和李贽的个性解放的自由理念为精神依托的。

在清代中叶以后，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成为新型的人文主义精神，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绘画、之后“扬州八怪”的绘画、袁枚的文艺理论与文言小说《子不语》、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吴敬梓的社会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尤其是清中叶产生的划时代天才巨作《红楼梦》，都已经深深浸润了早期启蒙思潮的新人文主义精神。过去曾经有人诧异，我们国家的长篇小说发展并不是很繁荣，作品的艺术水准也不是很高，怎么突然冒出了一部具有天才艺术表现力的巨作《红楼梦》呢？我们只有了解了早期启蒙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才能真正明白曹雪芹这位世界文学巨匠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缘由。

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众多，学说繁芜，新旧杂陈，文献资料也浩如烟海，所以此书涉及面很广，思想主旨不易把握，有些主题难以展开，对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论述流于平面化，简单化；另外，由于过多地引述史料，反而将自己的观点淹没于众多背景叙述中。这些都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但是，我认为这部书仍然是值得一读的。作者梳理明清时代早期启蒙思潮的理论，正是为了坚持启蒙主义，发掘传统文化中反对专制的思想资源，以期对复兴中华文化与创造新时代文化有所贡献。在今天，那些启蒙思想家的不少哲理观念、精辟言论，也确实不乏启迪与警策意义，不乏现实针砭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